除了中午吃饭，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过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此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校园。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进来了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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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国际委员会试图拯救的1000多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强行带走了，此刻可能已被枪杀或刺死。在我们南山公寓，日本人破门而入，抢走了一些果汁和其他东西（真是门户开放政策！）。

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先生与日军司令取得了联系，那人刚到，还不算坏。他们认为，明天情况就会改善。今天，4名外国记者搭乘日本驱逐舰到了上海。我们既得不到外界的消息，又无法向外界传递消息。人们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① 编者注：文中省略号均为节选省略部分。

12月16 日，星期四        

今夜我问菲奇情况怎样，在恢复正常秩序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他回答说：“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昨夜很平静，我们三个外国人没有受到什么打扰，但白天情况却糟糕透了。

上午10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历了一次官方视察——彻底地搜查中国士兵。100多名日本兵来到校园，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楼。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如一时找不到钥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烦，其中一人备有一把斧头，以便强行劈门。当彻底搜查开始时，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放着数百件为伤兵做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妇救会做的。我们还来不及处理这些棉衣，我们不想把它烧掉，因为我们知道，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带到那个危险房间的西面房间，日本人想从一个相邻的门进去，但我没有钥匙。幸运的是我把他们带到阁楼上，阁楼里有200多名妇女和儿童，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天黑后，我们把这些衣物全部烧掉了，陈先生也把他的一支枪扔到塘里去了）。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四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六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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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中国士兵。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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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上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我们想做点什么，但不知如何做。因为城里没有秩序，我不能离开学校。

拉贝先生告诉日本司令官，他能够帮助恢复市内电、水和电话服务，但这只能在城市恢复正常秩序后才能办到。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12月17日，星期五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4000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4000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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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三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12月18日，星期六

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