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拉贝日记》最原始的德文版本《敌机飞临南京》翻译而成的《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计划于近期出版。《敌机飞临南京》是约翰·拉贝于1937年9月21日—1938年2月26日5个多月时间在南京期间所记的日记和收集的资料，共6卷8册，2000多页，包含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和资料。这些新闻报道的中文译本是首次随书公开出版。

约翰·拉贝（John H.D. Rabe，以下简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中国后不久成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时任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的拉贝与留守南京的欧美人士组建了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不辞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后，将自己在南京记录和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于1942年完成了800多页的整理版，命名为《轰炸南京》。据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审汪意云介绍，《拉贝日记》的中文版有好几个版本。第一个是1997年翻译出版的单行本，就是《轰炸南京》的中文译本，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胡绳先生作序。中文版单行本《拉贝日记》出版后，德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相继在德、日、美出版。四个版本中，只有中文版是唯一的足本，50多万字，其他版本均对原稿进行了删节、修改和添加。其中，德文版和英文版只有中文版的五分之三篇幅，日文版篇幅甚至不到中文版的一半。

鉴于对中国的信任，2016年4月，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将《敌机飞临南京》的中文专有出版权捐赠给国家档案局。2017年，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之际，国家档案局授权江苏人民出版社以《拉贝日记》影印本之名出版了《敌机飞临南京》的影印本，并联络各方力量进行翻译。同年12月，《拉贝日记》影印本在南京举行了首发式。

计划于近期出版的《拉贝日记——敌机飞临南京》中文版是对2017年影印本原封不动的翻译，展现了日记全貌。拉贝当年收集的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和资料被翻译成中文后，首次随书公开发行。

拉贝的日记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汪意云认为，《拉贝日记》的意义在于其史料价值和政治意义都非常高。拉贝记录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每天都记录，有时是一天里分几个时段记，比如上午几点，下午几点，晚上几点，所有的记录都有画面感，非常全面、细致，其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么详细的记录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南京市内和周围地区的许多池塘和小水潭均已被尸体污染。”

“我对拉贝很敬佩，他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中国的辛德勒’，完全是从大爱的角度来保护中国人的。拉贝在小粉桥1号的住所挤满了避难的中国人，而且拉贝患有糖尿病，不能离开胰岛素。在那样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他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60多件公函，400多件日军暴行的报告，不停地交涉，保护南京市民不受日军侵犯，非常不容易。”汪意云说，“他还谴责战争中的暴行，拉贝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国际友人发出去的一些暴行报告被国际媒体报道，让世界知道南京发生了什么。当时《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路透社、哈瓦斯通讯社、日本的同盟通讯社等很多媒体都对日军暴行进行了谴责。拉贝不是站在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立场上，而是完全站在国际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件事的。”

拉贝因此受到了南京人民的爱戴，他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自己即将离开南京的一幕：“大学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今天还有3000个姑娘和妇女，她们围住了大门，要求我答应不丢下她们不管，就是说要求我不离开南京。她们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当我要走时，她们干脆拉住我的衣服后摆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车。在我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后，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到过这里的悲惨情景，他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穷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我们方面而言，它与某种英雄品质并无任何关系。”

汪意云认为，拉贝是德国人，身份比较特殊，但是他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那就是反对日军暴行。他在日记中写道：“目睹这些情景是不会有好心情的。但是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对这种残酷的暴行（在城市占领10天内犯下的）是不能沉默的！”这本日记可以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有力反击。

1938年4月回到德国后，拉贝多次发表演说，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放映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大屠杀纪录片，后遭到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审查，受到西门子公司的冷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失去工作，生活一直很艰难。1948年初，拉贝一家受困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市民纷纷解囊相助，共募集资金1亿元（当时约合2000美元）。当年3月，南京市政府用所募资金购买了食物转寄给拉贝，同时表示，如果拉贝愿意回到中国，将为其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因病去世。　　

　　图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审汪意云

记者：林曦

编辑：孙文川、魏策

设计：项阳

　　《拉贝日记》节选

1937年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

······^①

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

······

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

······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①编者注：文中的省略号为节选省略部分。

12月14日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

······

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士林克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

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德士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

······

从清晨6时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比较客气，举止也还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我们疲惫不堪，近乎绝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

12月18日

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强奸。

12月22日

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我，并通知我说，日本人现在要自己建一个难民委员会，所有的难民都必须登记。坏人（以前的士兵）必须安置在一个特殊的营地。日本人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我答应了。在这期间，有组织的纵火活动仍然在继续进行。我一直在担心，中山路上燃烧房子的大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近）会蔓延到主要街道的西侧，因为这一侧已经属于安全区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的住房也会受到威胁。在清理安全区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其中有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部分被反绑着双手，其中有些人（在礼和洋行附近）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块。在我这儿居住的难民仍然在不断增加，仅仅在我小小的私人办公室现在就睡有6个人，办公室的地上和院子里密密麻麻的全是睡觉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巨大的火光映照得血红。我数了一下，有7起火灾。我已经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我向日本人指出，下关那儿有54名发电厂工人曾经被安置在和记洋行。我们现在确认，他们当中有43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其实发电厂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营企业）。将这次处决的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处决时前面有两个人挡住了他，因此他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跳到江里，才幸免于难。

12月24日

威尔逊大夫给我看了他的几个病人。那个脸上有好几处刺刀伤、怀孕小产被送到医院的妇女的情况现在好一些了。一个渔民的下颚被子弹击中，全身被烧伤。日本人把汽油浇在他的身上，然后点燃了汽油。他全身的皮肤有三分之二被烧伤，他现在还能说几句话，但是估计肯定活不过今天。我还进了停尸房，让人把昨天夜里送进来的尸体的裹尸布打开。其中有一个平民，眼睛被烧掉，头颅全部被烧焦，日本士兵也同样把汽油浇到了他的头上。一个大约7岁的小男孩的尸体上有4处刺刀伤口，其中一处在胃部，伤口有手指那么长。他是送到医院两天后死去的，死的时候甚至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上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去看过很多尸体，但是尽管这样，我在今天目睹这些惨烈的情景时仍然必须控制自己的神经。

······

我在医院的时候，菲奇在我的家守卫。日军的散兵游勇随时都会闯进我的房子，我一刻也不能冒险将我的房子置于无人照看的地步。我原来一直以为，在我这儿安置的难民有350人～400人。韩先生准确统计的结果显示，在我的办公室和院子里投宿的人一共有602名（302名男子，300名妇女，其中有126名10岁以下的儿童，有一个婴儿仅两个月）。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公司的14名职员、杂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样算起来总数约有650人。

　　1938年

1月8日

在贝德士博士借给我的1937年12月17日的一张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上，我看到了以下简讯：

正常状态已恢复!

中国商人准备开张新的商店!

南京，1937年12月15日。南京已经肃清了抢劫的中国人，现在可以期望该城不久将恢复正常状态，中国商人已经离开难民区，准备重新开张营业。

城里的和平与秩序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维护，日本宪兵队在中国政府所有重要的大楼前，如行政立法院、财政部、中央军事研究院和中央航空学校前布了岗哨。

这里要说明的是，正常状态在今天（1月8日）还没有恢复。难民还住在我们的安全区并且不敢出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有遭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奸污的危险。“抢劫的中国人”我们从来未看见过。也许在12月12日到13日的那个夜里有几个。但是，与从12月13日起抢掠的日本士兵比，他们简直是天使。今天，整个城市没有一家店铺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抢掠。在这些被洗劫一空的、如果不是被烧毁也是大部分成了断壁残垣的城区，怎样振兴商店，目前对于我们还是个谜。

1月26日

日本大使馆的态度表明，他们中有人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深感羞耻。只要能做到，他们就试图作适当的遮掩，禁止出入南京城便是众多手段之一。借此可以使外界对南京目前的状况一无所知，可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自从德、美、英大使馆重新派驻代表之后，数百封信函发往上海，详细地报告这里的局势，更不用说各大使馆发的电报了。安全区是南京唯一有生气的地方。一些铺面逐渐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出现了。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就有中国人带着他们自认为值钱的、劫后余存的物件进入安全区，寻找有兴趣的买主。主顾们大都是些除购买食品之外还有些节余的人。这里，熙攘的人流穿梭在店铺之间，在贫困中形成了临时的年前集市。在极度的困境之中，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得按照最急需的食品和享受品的价格重新估算，比如大米、面粉、肉、盐、蔬菜以及烟！！

在下面的函件中，我们试图促使3国大使馆，即德、美、英使馆帮助我们解决一批大米储备问题。我们这批储备完好地存放在城内的仓库里，而现在被日本人占有了。但成功的希望渺茫，3位先生^①都充满疑虑地摇摇头。不能设想，日本人会把这批可能还存在的储备交还给我们。恰恰相反，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运输粮食，因为我们碍了他们的事。他们巴不得我们走。我们一天天不受欢迎，恐怕总有一天要被赶回上海。

①此处指德、美、英国大使馆的官员。

　　选自《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4月第2版）

鸣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