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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方的真实记录——《东史郎日记》

2022-12-13

 

东史郎曾是一名侵华日军士兵,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1987年12月,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公开出版了自己在侵华战争期间的部分日记。因此书反响较大,东史郎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1993年4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日记中提及有残暴行径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损毁名誉”为由,将东史郎及出版方告上法庭。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翼势力的意图,于1996年4月判决东史郎败诉。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来宁调查取证,得到了南京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为诉讼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然而在1998年12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再次判决东史郎败诉。得知这一消息后,国内外新闻媒体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东史郎,纷纷谴责东京高等法院。

《东史郎日记》的责任编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原高等教育出版中心主任、荣休编审章俊弟回忆说:“惹了官司之后,1998年3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把书稿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收到书稿后就找到我,商量在我们社出版,我向社里汇报,这事就很顺利地做了。”

时至今日,章俊弟仍清楚地记得东史郎败诉的苦恼:“东史郎来南京出席这本书的首发式,我们和他在一起吃饭时,他心事重重,始终感到压抑的是回到日本后压力很大。他晚年想忏悔年轻时参加战争的罪恶,但是他的行为在日本受到右翼分子的反对,他就希望在中国人民身上找到一种支持。所以他反复讲,希望在中国能有一亿的中国人民签名来支持他,使他在诉讼中占上风。在南京的几天,我感觉这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

章俊弟不是第一次深入接触南京大屠杀史的史料。他曾于1997年参与编辑《拉贝日记》,但第一次接触到东史郎记录的内容时,依然感到很震撼,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心情都比较压抑。章俊弟说:“拉贝是属于第三方的一个见证者,而且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他接触到的人和事不全面,他的日记记录的是他个人的一些见闻。而东史郎作为一名侵华日军的士兵,是从加害者的角度来记录他们当年的罪行的。这远远要比《拉贝日记》更加残暴、全面,也更加血腥。”

章俊弟认为,东史郎日记是加害方侵华日军的一本完整的随军日记。虽然提到南京大屠杀的篇幅不是很多,但东史郎毕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战事、一些罪恶的行径,从这个角度看是当年第一手的资料。例如,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他写道:“我们每当宿营时,都是首先扫荡村子,杀掉农民,然后睡觉。农民们之死可以保障我们睡眠的安全。我们往往仅仅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个小时而让许多农民去死。这也是战场上的一大悲惨情景。”除了杀人,他还记录了纵火:“最近,对于我们来说,放火已成了家常便饭,觉得比孩子的玩火还要有趣。‘喂!今天真冷啊!’‘那要不要烧一幢房子暖和暖和?’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变成了杀人魔王,纵火魔王!”

东史郎的日记共有5卷37万字,在他之前,也有一些日军的战争记录,但是规模这么大,记录这么全的很少。另外,这本日记的资料非常丰富,是东史郎当时亲身经历的记录,而不是事后的回忆,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当年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东史郎响应号召上了前线,但他仍有良知,曾经违抗军令放跑了五个即将被杀死的妇女。在其他士兵抢劫中国妇女仅剩的救命粮时,他这样写道:“她们有什么罪过呢?那个战友懂得爱和同情吗?难道这就是男子汉的勇敢吗?”

章俊弟认为,当年的东史郎不是麻木的青年,他良心未泯、人性尚存。他做的事和接受的教育在心中常常引起冲突,促使他对人性和战争进行反思。所以他到晚年能够走上反省的道路,彻底地悔悟,站出来暴露自己,谴责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需要极大的勇气。从这一点来说,晚年的东史郎也是值得尊敬的。当然,东史郎的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需要读者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

另外,章俊弟认为不能人为拔高《东史郎日记》:“东史郎当年写日记不是为了几十年之后站出来揭露战争,他只是个文学青年。在那样残酷的、繁忙的战争间隙,他还坚持每天写日记,真正忙不过来的时候第二天还会补上,就是因为他热爱写作。但在当时,他可能也没想到为历史上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留下什么历史文献,所以东史郎写这本书有他的历史性,虽然没有全面地反映南京大屠杀,但是毕竟涉及到了,在历史的文献中是非常珍贵的。”

东史郎于2006年1月3日病逝,享年93岁。他在世时曾七次到中国谢罪,而他留下的日记也成为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铁证,提醒世人警惕军国主义思想,维护和平。

 

图左为东史郎、右为章俊弟

 

记者:林曦

编辑:孙文川、魏策

设计:项阳

《东史郎日记》节选

东史郎

 

每个战场上都有战死的危险,若战死我将化为灰烬,即使还剩一口气,也不可能把我带回日本。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景、战争的罪恶。

由于我受过很深的触动,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因而如实地写下了善和恶。

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了他们。

军国主义思想武装的日本军没有人类爱,没有人道主义,战斗的目的是胜利,胜利就是正义。我们士兵成了“作战的活武器”。训导我们的是:“忠于天皇,光荣战死!”

军国主义教育把我们士兵加工成作战武器,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类爱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说:“明天早晨要把她们统统杀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这五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杀她们不可呢!”遂违抗军令把她们放跑了。她们向我叩头感谢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战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件事。另外,十二月五日凌晨,五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被捕时,因为他们身边带着无线电发报器,被认定是特务,相继遭到了杀害。当时青年的相互友爱和女性的纯真的爱及其崇高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力量比死还大!”

我还记录了由于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在邯郸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卖春糊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我含着眼泪在日记中记下了黄河大堤被炸后的悲惨情景。不仅是人在杀人,还有那惨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妪的场面。我在为日本军侵略的牺牲品而落泪,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

人类爱和战士的使命感使我产生了疑惑,为此,我写了日记。

············

我第二次出征的时候,在浙江省宁波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我带领部下把我们独立大队的武器弹药装上八艘帆船运往上海。当时,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国军官对我说:“南京交战时,我在下关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死里逃生。夜里悄悄地逃脱出来后与可恨的日本军拼命到今天。一想到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这种“源源不断、不争先后、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中国人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军以德报怨饶恕了我,我要感谢感激!

                              

① 编者注:文中省略号均为节选省略部分。

 

第二卷

 

十二月十一日。东方破晓,炮击在晨雾中开始了。我们到中队本部集合。

这里是一户有钱人家,房屋豪华气派。······地板上铺着华丽的地毯,我们穿着沾满泥浆的皮鞋毫不怜惜地在上面走动。右边屋子的玻璃书柜里,有看来很珍贵的古籍和轴画。左边屋子的玻璃柜里,珍藏着价值连城的支那陶器。这些陶器外表裹着真丝并逐个标着编号,上面印有“乾隆年”“康熙年”“道光年”的字样。

············

自称对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说:“这些珍品在我国从未见过,它的价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这番话,让我看出他已是物欲熏心。他忘掉了这是战场而在物色值钱的东西。本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热的影响下,我在无锡征收了名人字画和署名的两把扇子,还有在武进征收了挂轴。扇子两面分别有左右相反的诗,画着蝴蝶和花草。挂轴上画的是皇帝坐在大象背上,落款是道光元年。

田中垂涎三尺地看着这些陶器,置身体而不顾,贪婪地把这些东西塞进自己的背包。田中虽然年方三十七岁,但已是未老先衰的后备兵。可能是干过木匠活的缘故,他的背驼着,脸色憔悴,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他比谁都好色贪财。我们都受他古董迷的影响,把房间里的陶器洗劫一空。我拿了五件香炉之类的东西和几个碟子。带不动的大件物品统统砸烂。田中悔恨自己不是辎重兵,否则就把他眼馋的横卧大佛像也搬走了。

············

我们理伏在草丛中,伺机待发。前面洋房里不断扔出的手榴弹,在空旷的黑夜里频频爆炸。在我们埋伏的时候,第九联队的军官来到这里和中队长交谈。据少尉讲,昨天夜里的山火是敌军放的。第三十三联队士兵们是从半山腰进攻的,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被困在大火圈里,把重机枪拆卸后逃了出来。途中遭到狙击,伤亡惨重。第九联队的某部队十二名士兵踩到地雷,被炸得粉身碎骨。

中队长迟迟不下突击命令,最后叫我们停止突击,撤退到后面十米的洋房里过夜。

············

整个晚上,捷克式机枪的射击声就像节日的焰火一样,通宵达旦,一刻不停。

 

 

十二日,早晨七点左右,还没做早饭就出发了。昨夜不断扔手榴弹的敌人,今天早晨已不见了踪影。

············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

············

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Y”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

第二天早晨,我们接到去马群镇警戒的命令。在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据说他们中间惟一的军官军医因为知道支那军藏粮食的地方,上面命令把他养了起来。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杀掉这么多的俘虏。但是总觉得这太不人道,太残酷了。我觉得简直难以理解,好像很不应当。七千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想,在战场上,生命这个东西还不值一个饭团。

我们的生命也会被战争这把巨大的扫帚轻而易举地扫掉吗?想到这点,我就万分憎恨战争。

                              

①编者注:时间为1937年12月18日。

②编者注:第二天指1937年12月19日。

 

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

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

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

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嘭!”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

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

 

一月二十三日。

告别南京的日子即将来临——一月二十三日。

············

天一亮,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令人目不忍睹的情景——沿江岩壁,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司空见惯的黑尸体,好像被充了气,膨胀得几乎快要破裂的尸体犹如一堆大肥猪在水边堆积如山。混浊的黄水无情地冲刷到肮脏的黑尸体上。有的尸体像圆木在水面上晃动,有的尸体被压在渡轮下面。士兵们穿着掌铁钉的军靴,踏着腐烂得发臭的内脏都要涌出来的浮肿的尸体,俨如踏过垫脚石一般,咚咚咚地登上了轮渡。······

水上工兵过来吃力地在小船上用长杆铁钩像钩腐臭的萝卜一样地把这些尸体钩到船上再放到江水里冲走。工兵们把钩子扎进已经浮肿的尸体,每个士兵拉一个,一条船一次可以拉五个。

站在江岸上的一个战士翘着下巴说:“每天在这里把整卡车的败兵成排地推进江里,会游泳的开枪打死。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啊!”讨厌的工作。我看着他那红下巴的脸,“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选自《东史郎日记》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9月第2版)
鸣谢: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