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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邀人大教授起草城市治理条例

2013年08月21日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主要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  

破解城管难点 南京立法具示范意义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天起正式施行。这部拥有一系列创新点的地方法规,着眼于从顶层进行制度设计,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强调部门协同,力图破解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难点、热点问题。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意味着城市管理的立法理念和核心思路有何转变?社会治理强调公众参与的意义何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效果如何最大化?昨天,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条例》主要起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

《条例》体现五大创新 

莫于川表示,《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在全国首次提出城市治理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和顶层设计均体现了五大创新点:

首先,管理理念创新。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标志着城市管理立法理念和核心思路,从单纯的管理转向互动式的治理,从强调管理、对立,提升为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市民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市民由管理对象变为服务对象,城市管理不再是城管一个部门的责任,也不再只是一个单项环节,而是被放大到完整的过程来看待。

第二,机构设置创新。设立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代替此前的市城管委,组织、指导、监督考核城市治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三,运行机制创新。规定了部门之间如何保持衔接,建立了部门协同机制,消除此前地区、部门、上下游之间的管理盲区、交叉地带。

第四,事项办理创新。集中梳理了市政设施、小广告、渣土车、无物管小区管理等城市管理的难点、热点问题,明确了主管部门及配合部门,具体条款操作性更强。

第五,程序创新。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按程序行政,《条例》明确规定了案件转送、移交、答复等的程序,要求各部门既要办事,又要办好事。

公众参与是最大亮点 

“《条例》的一大亮点,是吸引和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莫于川说,《条例》用了专门一章,明确了行业协会、志愿者、市民代表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渠道。

鼓励公众参与,基于目前城市管理的一个误区。职能部门多少有些“权力为我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想法,在管理过程中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机关的思路相悖,也导致职能部门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渐深。

以地方立法形式,保障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正是回归法治本位。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很多部门在履行职能时总提“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资源少”,其实如果让市民参与进来,千钧重担也会变得一身轻松。

公众参与能有效提升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市民积极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就更能意识到不能随手扔垃圾,美丽南京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素养和能力需要逐渐提高。放大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效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相关法规的宣传力度,让市民了解参与的途径,调动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和保护大家积极参与的热情。相关部门可通过市民身边的事例,让大家明白:原来影响城市治理决策的途径就在身边,自己可以方便地表达诉求。

南京此次立法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城市管理经过10多年发展,仍存在诸多难点问题。莫于川表示,1996年起,各地为解决“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问题,逐步探索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开始成立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市管理中相对难管的事项。此后,城市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南京为了破解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困局,进行地方立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作为《条例》的主要起草人,我希望通过南京的这次地方立法,梳理城市管理难点问题并加以解决,将南京城市管理引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条例》中关于公众参与、部门协同、柔性执法、刚柔并济等诸多创新点,均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这也契合了中央、国务院前不久提出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理念,符合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要求,更体现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和精神。本报记者 周爱明

【新闻链接】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来源:南京日报
  • 审核员:张超 吴畏
  • 责任编辑:张东昕